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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秦——陕西
三秦来历秦朝灭亡后，项羽把秦国之地分给秦朝的三个降将。封章邯为雍王，统治关中西部；封司马欣为塞王，统治关中东部；封董翳为翟王，统治上郡（今陕北地区）。故陕西又被称为"三秦"。
2.三晋——山西、太原地区
三晋来历公元前 458年，晋哀公即位不久，晋国六卿（智、赵、魏、韩、范、中行）之一的智伯掌握晋国的实权，他伙同韩氏、魏氏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邑地。接着智伯又联合韩、魏围攻赵国都城晋阳，兵将水灌，企图一举灭赵。赵襄子以“唇亡则齿寒”的道理，派人秘密说服韩、魏，三家联合起来反对智伯，大败智军于晋阳，杀死智伯。公元前 453年，赵、韩、魏三家瓜分了晋国的领地。公元前 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七年），赵、魏、韩受封为诸侯。由于赵、魏、韩都孕育于晋国，“三国分晋”后，虽然晋国宣告灭亡，新兴的赵、魏、韩跻身诸侯之列活动于中华舞台；但晋作为公国，其烈公、孝公、静公在狭小的天地中还有名无实地存在了28年。
晋，三晋是秦统一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悠久文明古国。所谓三晋，就是三家分晋，晋分为三家的意思。三家分晋在中国历史上是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 403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将三家分晋作为开端，并提到三晋这个述语。三晋，实际上也是后世对这一段历史的统称。
3.中原——历史上指包括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河北省和山西省南部，陕西省及山东省各一部分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中原来历中原最初是指山西南部。后来中原所指范围逐步扩大，广义上指黄河中下游地区，或指整个黄河流域。
4.燕赵 —— 主体在河北，还包括现在的京、津以及山西、河南北部、内蒙古南部的部分地区
燕赵来历“燕赵”在古时属冀州之地，春秋时为燕、晋诸国，战国时为燕、赵、中山以及魏、齐等国。
5.齐鲁——山东
齐鲁来历齐鲁”一名，因于先秦齐、鲁两国。到战国末年，随着民族融合和人文同化的基本完成，齐、鲁两国文化也逐渐融合为一体。因为文化的一体，“齐鲁”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圈，由统一的文化圈形成了“齐鲁”的地域概念。
6.荆楚——湖北、湖南一带
荆楚来历楚，也称荆楚。“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
7.吴越——江苏、浙江、上海、江西东部、安徽东及东南部、福建大部
吴越来历在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区是吴国和越国的辖地而得名。
8.巴蜀——四川境内
巴蜀来历先秦时期地区名和地方政权名，东部为巴，西部为蜀。
9.岭南——广东、广西以及湖南、江西等省的部分地区
岭南来历“岭南”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晋书·地理志下》将秦代所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称为“岭南三郡”，明确了岭南的区域范围。
10.关东——辽宁、吉林、黑龙江
关东来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处祖国东北方，自古以来，就泛称〃东北〃，而明以后又俗称〃关东〃。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文艺理论界经历了西方近一个半世纪一浪又一浪文艺思潮和美学思潮的冲击。2000年来，随着对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的兴盛，使雷蒙·威廉斯等英国文化批评理论家，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雷蒙·威廉斯也许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他的“文化研究”相当具体，直面并参与社会问题，并坚定地站在多数人的立场上。他的成名之作《文化与社会》通过对18-19世纪文学、思想史上重要人物生动的描述，串联起作者所始终关注的有关“文化”发展的脉络。“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作为主题，让全书行文紧凑明确，又不牵强附会。这一方面归功于作者将关键人物思想的分析贯穿于工业文明这一情境中，凭借敏锐的直觉梳理出言论背后的继承及批判源流；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对待历史及各种价值的态度，作者将这种普遍的、公共的、历史的、变化的经验和价值成为“情感结构”。本文试图通过对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中“情感结构”这一关键词的探讨，尽可能找到作者所讨论的核心性问题，以寻求某种内在的启示。
一、沿革：威廉斯“情感结构”理论随着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逐渐丰满
“情感结构”是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中一个专门术语。威廉斯提出“情感结构”理论的初衷是他对资本主义是否会允许一种普遍文化的建立的思考。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对此比较乐观，提出了“情感结构”，即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被体验的整个生活方式。可以说，“情感结构”是贯穿威廉斯思想的内核，这个概念与他的文化定义、文化分析方法、文化唯物论及马克思主义文学观都有着密不可分的亲缘关系，是打开他所有理性思想之锁的一把感性的钥匙。然而“情感结构”这个术语揭示了一种矛盾：因为情感琐碎感性而结构又系统理性，纵观威廉斯对这个术语的描述和运用可以看出，他赋予这个词的意义并不是清晰明确，而是含糊且变动着的。
“情感结构”最早出现在1954年威廉斯与迈克尔·奥罗姆合著的《**导言》中，用来描述人们对生活的整体感受。他认为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分享同样的“情感结构”。
在四年后出版的《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用“情感结构”来分析19世英国的工业小说。作者论证了小说中很清楚地揭示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对工业主义普遍的批判态度，但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普遍的“情感结构”，即虽然认识到邪恶，但却害怕介入其中危及自身，于是同情并没有转化为行动而演变成退缩。
《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中得到延续了《**导言》中的定义，但他威强调了“情感结构”的潜意识特征，更突出了“结构”的意义，他认为“情感结构”同“结构”一词所表明的一样稳固、明确，然而它植根于我们经验中最深也是最难以把握的部分中，它是一种对特定世界的反映方式，实际上人们不是有意识地去感觉这个世界而是通过经验来感觉。
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从总体性文化观着眼，将“情感结构”扩大到社会批判领域，理解为“一个时期的文化：社会总体中所有成分的特殊的现存结果”。他强调“情感结构”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的东西，一种始终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在这本书中，威廉斯分析了19世纪40年代英国社会主要“情感结构”，从而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文化分析。他通过挖掘当时人们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来展现当时的社会历史面貌和社会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情感结构”在这里尤其突出总体性体验和文化过程中普通人的“主体”地位。
为了回应戈德曼和卢卡契关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威廉斯1971年在《新左派评论》中发表《文学和社会学：纪念吕西安·戈德曼》一文，他在该文中进一步扩展了“情感结构”的概念。戈德曼与卢卡契认为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文学作品很难如实地表现“可能意识”，对此威廉斯提出，“情感结构”正反映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作家及其他群体所拥有的一些共同特征，因而反映某情感结构的文学作品足以如实表现社会现实中的这些共同特征。
在威廉斯较晚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情感结构”成为对文化进行动态分析的工具，因而正式成为一个文化理论的术语。在专门列出的“情感结构”一章中，威廉斯对情感结构这个概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指出“情感结构”是溶解中的社会经历，它不同于其他业已积淀因而较易察觉的语义形态。因此在这里威廉斯强调了“情感结构”中的现在性及其对将来的意义，而不是像在《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中那样重点在于对过去经验的强调。虽然“经验结构”也能表达这个观点，但“经验结构”强调过去而不能传达“情感结构”所指向的现实存在。除此之外，在这本书中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概念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那就是他把早期关于“情感结构”是社会经验中“最微妙”“最不可捉摸”等论述具体表述为一种尚未定型的前兴起状态的新兴文化因素，从而使“情感结构”成为威廉斯对文化艺术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时的关键词。
综上所述，威廉斯的“情感结构”在其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意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运用的范围也因时而变。但总的来说“情感结构”指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社会或个人经验，它具有总体性、主观性、多义性和动态的特点，这也是该术语较难把握的原因之一。
二、运用：以《文化与社会》第五章为例看“情感结构”的运用
要真正理解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的概念，必须从他对“文化”概念的界定出发。他认为，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界定“文化”：一是“理想地”依据某些“绝对的或普遍的”价值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二是“文献式地”把文化界定为“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它们以不同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三是“社会地”把文化界定为“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表明了艺术、习得、制度和日常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意义与价值，因而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与价值。威廉斯非常强调“文化”的这三个方面是一个完整的、大于单个方面的“整体”；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把文化理论定义为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1]
他认为，最适合于说明这种“整体生活方式”的办法，就是寻找到一种类似于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而威廉斯本人寻找到的这种“模式”，就是“情感结构”：“它同结构所暗示的一样严密和明确，然而，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感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2]
“情感结构”深置于我们的生活之中，它可能只能存在于一种整体经验被认识和交流的艺术中。威廉斯不仅在“工业小说”一章中用分析作品中普遍的“情感结构”，证明其“提供了对动荡不安的工业社会一些最为生动的描写，而且也阐明了当时人们的直接反应中的某些共同假定”；同时他坚信文化和社会与被经历、体验的生活密不可分，“情感结构”这一概念也贯穿于整部作品的探讨中。在分析《玛丽·巴顿》时，他提到：“这本书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是它用自己的语言，深刻有力的记录了工人阶级家庭中对日常生活的感触。”[3]他发现在艺术对细节的再现以及其所表达的情感，体现了作家创作时的“感情结构，是充满同情和观察与相当成功地尝试了想象与现实两者之间的结合。”[4]对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作者认为它是“一位已经‘看透’人世的一切的人的作品”……“《艰难时世》与其说是对工业社会混乱局面的了解，不如说是这种混乱局面的意味深长而又持续不辍的症状。”这个所谓的“症状”就是《艰难时世》内部的“情感结构。用同样的方法，它将《西比尔》解读为有着实际的政治结局的政治小说。通过对这些小说的分析，作者想要论证的是使工业主义批评传统的共同之处，以及那个具有同等决定性的普遍“情感结构”，并观察这种结构“持续的进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和社会思想的程度”[5]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情感结构，这种情感结构具有某种普遍的决定性，这就是《文化与社会》中的“情感结构”，同时也印证了“文化是日常的”这一著名观点，反映了威廉斯对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背离。威廉斯一方面继承了利维斯认为从文化出发来改造社会或进行文化批评是可能的观点；但他发现只从精英/通俗的二项对立中寻找出路的片面性，认为从下层民众所创造的文化可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动力、途径和方略。在他看来，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虽然主要凝聚在文化精英所创造的文化艺术文本中，但却是这些文本把创造者的个人经验与公众经验有效地融合在了一起。
威廉斯非常强调“情感结构”是一种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和有机的东西，即始终处于塑造和再塑造的复杂过程之中。正如他所说：“新的一代人将有其自己的情感结构，他们的情感结构好像并非‘来自于’什么地方……变化的组织产生于有机体中：新的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做出反应，吸收许多可追溯的连续性，再生产可被单独描述的组织的许多内容，可是却以某些不同的方式感觉他们的全部生活，将他们的创造性反应塑造成一种新的情感结构。”[6]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所重视的文化生活的“主体”，不是以其老师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认为的“少数人”，而是日常生活中普通的男男女女，尤其是普通的工人阶级。
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看法，构成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把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大致概括如下：“文化”是物质、知识和精神所构成的特定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表现，“文化分析”目的在于要重建特定的生活方式，重建特定的“情感结构”，而作为文化生活之主体的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条件的背景下，通过文本和日常生活实践的不断互动展现出来。因此，文化始终都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而“情感结构”也处于不断形成的过程中，它集中反映了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意义与价值。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也被称为“文化主义”，它强调“文化”是由普通男男女女的意义和实践所构成。文化是鲜活的经验，而作为文化研究对象的文本，不可能脱离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就是从威廉斯以来形成的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的传统。
不过，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在威廉斯之后，“情感结构”这个概念经常被用于文学研究和文本研究之中，其意义已不止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所阐明的含义，而常被用来考察特定社群的意识结构或心理结构。
三、意义：从“情感结构”理论看《文化与社会》
《文化与社会》中，“文化”作为社会理想呈现，用书中一位关键人物马修·阿诺德的话说：“文化即对至善的追寻”[7]。威廉斯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同中有异、充满矛盾的动态的传统：一群思想家为了给自己心中的“文化”正名而进行选择的过程。对于威廉斯而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介入社会，为社会选择正确的道路。威廉斯发现，无论是作为理想的文化还是作为具体事物的文化，我们都不能孤立地对它们进行研究，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到整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去研究其“情感结构”，这样，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路径才不会被诸如“为艺术而艺术”的做法所封堵。威廉斯运用“情感结构”时想强调的是：文化是一个“形成与构成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对“基础”的反映，它本身就是“生产性的”。文化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或“结构”；而“情感结构”始终都是一种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是一种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之中对生活特质的感受，是一种特殊的思考和生活的方式。
因此我们需要在整体的视域中深入到各种具体文化之中，以一种更加全面的文化定义统摄、发挥文化的总体力量，这就是从整体的“情感结构”去理解“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观念。这个看似笼统的文化概念，却隐含着强大的理论生产力，通过批判地继承这个概念，威廉斯构建了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首先，“不自然的”社会是什么造成的？功利主义者用“经济人”等人性模型加以解释：错的不是工业主义，而在人性似乎有些牵强。威廉斯认为，人性也是在社会历史中表现出来的，说到底，它是整体生活方式的产物。如果说是工业主义改变了英国人的社会性格，那么这种改变也不是直接发生的，而是先改变英国人的整体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然后再由此改变英国人的性格。其次，《文化与社会》传统中大多数人将错误归咎于工业主义。面对“罪恶的”工业主义，伯克、利维斯等怀念中世纪的修道院或乡村的有机共同体；欧文、阿诺德则提出一种未来的理想社会形态。二者都预设了“标准”的存在。问题在于，谁授予他们规划的权力？威廉斯认为社会方向必须由共同体成员集体选择。再次，我们希望共同体成员的选择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就应该确保共同体成员拥有理性的判断力，而这个条件在工业主义时代已经初步具备。最后，工业主义的因素可以成为改变整体生活方式的积极力量，比如“阶级民主”转变为“大众民主”，让共同体成员有更多参与的机会。
可见，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文化并不是一个事物，而是由诸多事件所组成的总体的历史过程，用威廉斯的话讲，“当我们共同生活的种种环境发生了普遍而重大的变化而引起人们一种普遍的反应时，文化观念就出现了，它的基本成分是对总体进行定性的力量”。当这种思想上的反应逐渐变为行动上的反应，个人反应逐渐转变成集体反应时，文化作为实体也就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得以自我实现，因此，文化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选择性传”。这是《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文化观点的逻辑。
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个让利维斯主义者害怕的潘多拉盒子，那么是威廉斯把整个盒盖掀翻，让日常文化来到大雅之堂尽情狂欢。“文化转向”从此真正开始。《文化与社会》因此成为一部承上启下的划时代巨著，是威廉斯为促进工业主义的英国社会进步而从《文化与社会》传统的思想资源库中开出的药方，它的核心是为现实主义的、民主的、共同的、日常的、主体间互动的、自下而上的、作为整体生活方式和选择性传统的的总体性文化观念正名。虽然在《文化与社会》中，“情感结构”主要是为论证“工业小说”而服务的，但它所牵涉的文化问题，开启了一个庞大的问题域，以一个宏大理论体系将微观世界包容其中，并以一种平等的姿态邀请读者共同参与到社会的文化建设中来。
在50多年后的今天，翻开《文化与社会》时会发现，当前我们讨论的文化热点问题很多都是在威廉斯当年所设定的框架中展开的，我们不过是在深化这些问题并提出不同的答案而已，而《文化与社会》的提问方式和研究方法仍然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尽管文化研究是一个讲究时髦的学科，但是它的经典《文化与社会》却不会过时，因为这本书以其开放的姿态自成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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