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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的高斯发现了数学定理

德国著名大科学家高斯(1777～1855)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高斯在还不会讲话就自己学计算，在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工钱时，还纠正父亲计算的错误。

长大后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在物理的电磁学方面有一些贡献，现在电磁学的一个单位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数学家们则称呼他为“数学王子”。

他八岁时进入乡村小学读书。教数学的老师是一个从城里来的人，觉得在一个穷乡僻壤教几个小猢狲读书，真是大材小用。而他又有些偏见：穷人的孩子天生都是笨蛋，教这些蠢笨的孩子念书不必认真，如果有机会还应该处罚他们，使自己在这枯燥的生活里添一些乐趣。

这一天正是数学教师情绪低落的一天。同学们看到老师那抑郁的脸孔，心里畏缩起来，知道老师又会在今天捉这些学生处罚了。

“你们今天替我算从1加2加3一直到100的和。谁算不出来就罚他不能回家吃午饭。”老师讲了这句话后就一言不发的拿起一本小说坐在椅子上看去了。

教室里的小朋友们拿起石板开始计算：“1加2等于3，3加3等于6，6加4等于10……”一些小朋友加到一个数后就擦掉石板上的结果，再加下去，数越来越大，很不好算。有些孩子的小脸孔涨红了，有些手心、额上渗出了汗来。

还不到半个小时，小高斯拿起了他的石板走上前去。“老师，答案是不是这样？”

老师头也不抬，挥着那肥厚的手，说：“去，回去再算！错了。”他想不可能这么快就会有答案了。

可是高斯却站着不动，把石板伸向老师面前：“老师！我想这个答案是对的。”

数学老师本来想怒吼起来，可是一看石板上整整齐齐写了这样的数：5050，他惊奇起来，因为他自己曾经算过，得到的数也是5050，这个8岁的小鬼怎么这样快就得到了这个数值呢？

高斯解释他发现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古时希腊人和中国人用来计算级数1+2+3+…+n的方法。高斯的发现使老师觉得羞愧，觉得自己以前目空一切和轻视穷人家的孩子的观点是不对的。他以后也认真教起书来，并且还常从城里买些数学书自己进修并借给高斯看。在他的鼓励下，高斯以后便在数学上作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了。

小欧拉智改羊圈

欧拉是数学史上著名的数学家，他在数论、几何学、天文数学、微积分等好几个数学的分支领域中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不过，这个大数学家在孩提时代却一点也不讨老师的喜欢，他是一个被学校除了名的小学生。

事情是因为星星而引起的。 当时，小欧拉在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有一次，他向老师提问，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老师是个神学的信徒，他不知道天上究竟有多少颗星，圣经上也没有回答过。其实，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是无限的。我们的肉眼可见的星星也有几千颗。这个老师不懂装懂，回答欧拉说："天有有多少颗星星，这无关紧要，只要知道天上的星星是上帝镶嵌上去的就够了。"

欧拉感到很奇怪："天那么大，那么高，地上没有扶梯，上帝是怎么把星星一颗一颗镶嵌到一在幕上的呢？上帝亲自把它们一颗一颗地放在天幕，他为什么忘记了星星的数目呢？上帝会不会太粗心了呢？

他向老师提出了心中的疑问，老师又一次被问住了，涨红了脸，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老师的心中顿时升起一股怒气，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才上学的孩子向老师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使老师下不了台，更主要的是，老师把上帝看得高于一切。小欧拉居然责怪上帝为什么没有记住星星的数目，言外之意是对万能的上帝提出了怀疑。在老师的心目中，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在欧拉的年代，对上帝是绝对不能怀疑的，人们只能做思想的奴隶，绝对不允许自由思考。小欧拉没有与教会、与上帝"保持一致"，老师就让他离开学校回家。但是，在小欧拉心中，上帝神圣的光环消失了。他想，上帝是个窝囊废，他怎么连天上的星星也记不住？他又想，上帝是个独裁者，连提出问题都成了罪。他又想，上帝也许是个别人编造出来的家伙，根本就不存在。

回家后无事，他就帮助爸爸放羊，成了一个牧童。他一面放羊，一面读书。他读的书中，有不少数学书。

爸爸的羊群渐渐增多了，达到了100只。原来的羊圈有点小了，爸爸决定建造一个新的羊圈。他用尺量出了一块长方形的土地，长40米，宽15米，他一算，面积正好是600平方米，平均每一头羊占地6平方米。正打算动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材料只够围100米的篱笆，不够用。若要围成长40米，宽15米的羊圈，其周长将是110米（15+15+40+40=110）父亲感到很为难，若要按原计划建造，就要再添10米长的材料；要是缩小面积，每头羊的面积就会小于6平方米。

小欧拉却向父亲说，不用缩小羊圈，也不用担心每头羊的领地会小于原来的计划。他有办法。父亲不相信小欧拉会有办法，听了没有理他。小欧拉急了，大声说，只有稍稍移动一下羊圈的桩子就行了。

父亲听了直摇头，心想："世界上哪有这样便宜的事情？"但是，小欧拉却坚持说，他一定能两全齐美。父亲终于同意让儿子试试看。

小欧拉见父亲同意了，站起身来，跑到准备动工的羊圈旁。他以一个木桩为中心，将原来的40米边长截短，缩短到25米。父亲着急了，说："那怎么成呢？那怎么成呢？这个羊圈太小了，太小了。"小欧拉也不回答，跑到另一条边上，将原来15米的边长延长，又增加了10米，变成了25米。经这样一改，原来计划中的羊圈变成了一个25米边长的正方形。然后，小欧拉很自信地对爸爸说："现在，篱笆也够了，面积也够了。"

父亲照着小欧拉设计的羊圈扎上了篱笆，100米长的篱笆真的够了，不多不少，全部用光。面积也足够了，而且还稍稍大了一些。父亲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孩子比自己聪明，真会动脑筋，将来一定大有出息。

父亲感到，让这么聪明的孩子放羊实在是及可惜了。后来，他想办法让小欧拉认识了一个大数学家伯努利。通过这位数学家的推荐，1720年，小欧拉成了巴塞尔大学的大学生。这一年，小欧拉13岁，是这所大学最年轻的大学生。

报效祖国宏愿------ 华罗庚的故事

同学们都知道，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世界一流的数学家。他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1950年，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回到了祖国，而且还给留美的中国学生写了一封公开信，动员大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在信中坦露出了一颗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虽然数学没有国界，但数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华罗庚从海外归来，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回到清华园，被委任为数学系主任，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了他数学研究真正的黄金时期。他不但连续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突出成绩，同时满腔热情地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为应用数学研究、试验和推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

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华罗庚共发表了152篇重要的数学论文，出版了9部数学著作、11本数学科普著作。他还被选为科学院的国外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家的院士。

从初中毕业到人民数学家，华罗庚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辉煌的人生道路，为祖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212年）

——希腊物理学家、数学家。

阿基米德的父亲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喜爱数学。有一次，国王请他去测定金匠刚刚为其做好的王冠是纯金的还是掺有银子的混合物，并且告诫他不得毁坏王冠。起初，阿基米德茫然不知所措。直到有一天，当自己泡大一满盆洗澡水里时，溢出水量的体积等于他身体浸入水中的那部分体积。那么，如果把王冠浸入水中 ，根据水面上升的情况算出王冠的体积与等重量金子的体积相等，就说明王冠是纯金的；假如掺有银子的话，王冠的体积就会大一些。他兴奋地从浴盆中跃出，全身赤条条地奔向皇宫，大喊着："我找到了！找到了！"他为此而发明了 浮力原理。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著名的杠杆原理。伴随着这一发明，还产生了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在阿基米德的老年岁月里，他的祖国与罗马发生战争，当他住的城市遭劫掠时，阿基米德还专心地研究他在沙地上画的几何图形，凶残的罗马士兵刺倒了这位75岁的老人，伟大的科学家扑倒在鲜血染红了的几何图形上……

阿基米德死后，人们整理出版了《阿基米德遗著全集》，以永远缅怀这位科学巨匠的伟大业绩。

牛顿（1642～1727）

牛顿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牛顿是举世公认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幼年充满了辛酸，在他出生前3个月父亲便去世了，之后母亲改嫁，他是由外祖母抚养成人的。23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后留校工作。后因逃避伦敦流行的鼠疫来到母亲的农场里。在这里，他被一个常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吸引住了。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熟透了的苹果落在地上，便开始思索为什么苹果会垂直落在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去呢？一定是有一种力在拉它，那么这种将苹果往下拉的力会不会控制月球？他就是通过这个看起来十分简单的现象，发现了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定律的巨大作用，很快就显示了出来。它解释了当时所知道的天体的一切运动。同时，牛顿又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光学实验，从而证明了白光是由以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顺序排列的合成光。1687年，牛顿出版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这里，他钻研了伽利略的理论，并归纳出著名的运动三大定律。除此之外，他发现的二项式定理，在数学界也有一席之地。1704年，出版《光学》一书，总结了他对光学研究的成果。

牛顿61岁那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此后年年连任直至逝世。作为举世公认的、最卓越的科学巨匠，他仍谦逊地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1727年3月20日，84岁的牛顿逝世了。作为有功于国家的伟人，他被葬在了英国国家公墓，受到世人的瞻仰。

欧拉（1707～1783）

欧拉瑞士数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欧拉从小着迷数学，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数学天才。他13岁便成为著名的巴塞尔大学的学生，16岁获硕士学位，23岁就晋升为教授。1727年，他应邀去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过度的劳累，致使他双目失明。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欧拉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氢说，1771年圣彼德堡的一场大火，把他的大量藏书和手稿化为灰烬。他就凭着惊人的记忆，口授发表了论文400多篇、论著多部。欧拉这们18世纪数学巨星，在微积分、微分方程、几何、数论、变分学等领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确定了他作为变分法的奠基人、复变函数先驱者的地位。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科普作家，他发表的科普读物，在长达90年内不断重印。欧拉是古往今来最多产的数学家，据说他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够当时的圣彼得堡所有的印刷机同时忙上几年。

欧拉作为历史上对数学贡献最大的四位数学家之一（另外三位是阿基米德、牛顿、高斯），被誉为"数学界的莎士比亚"。

高斯（1777～1855）

高斯是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高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幼年时，他在数学方面就显示出了非凡的才华。3岁能纠正父亲计算中的错误；10岁便独立发现了算术级数的求和公式；11岁发现了二项式定理。少年高斯的聪颖早慧，得到了很有名望的布瑞克公爵的垂青与资助，使他得以不断深造。19岁的高斯在进大学不久，就发明了只用圆规和直尺作出正17边形的方法，解决了两千年来悬而未决的几何难题。1801年，他发表的＜＜算术研究＞＞，阐述了数论和高等代数的某些问题。他对超几何级数、复变函数、统计数学、椭圆函数论都有重大贡献。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与威廉.韦伯合作研究电磁学，并发明了电极。为了进行实验，高斯还发明了双线磁力计，这是他对电磁学问题研究的一个很有实际意义的成果。高斯30岁时担任了德国著名高等学府天文台台长，并一直在天文台工作到逝世。他平生还喜欢文学和语言学，懂得十几门外语。他一生共发表323篇（种）著作，提出了404项科学创见，完成了4项重要发明。

高斯去世后，人们在他出生的城市竖起了他的雕像。为了纪念他发现做出17边形的方法，雕像的底座修成17边形。世人公认他是一位和牛顿、阿基米德、欧拉齐名的数学家。

祖冲之(429～500)

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范阳遒（今河北涞水）人

祖冲之(429-500)的祖父名叫祖昌，在宋朝做了一个管理朝廷建筑的长官。祖冲之长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就读了不少书，人家都称赞他是个博学的青年。他特别爱好研究数学，也喜欢研究天文历法，经常观测太阳和星球运行的情况，并且做了详细记录。

宋孝武帝听到他的名气，派他到一个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他对做官并没有兴趣，但是在那里，可以更加专心研究数学、天文了。

我国历代都有研究天文的官，并且根据研究天文的结果来制定历法。到了宋朝的时候，历法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祖冲之认为还不够精确。他根据他长期观察的结果，创制出一部新的历法，叫做“大明历”（“大明”是宋孝武帝的年号）。这种历法测定的每一回归年（也就是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只有五十秒；测定月亮环行一周的天数，跟现代科学测定的相差不到一秒，可见它的精确程度了。

公元462年，祖冲之请求宋孝武帝颁布新历，孝武帝召集大臣商议。那时候，有一个皇帝宠幸的大臣戴法兴出来反对，认为祖冲之擅自改变古历，是离经叛道的行为。祖冲之当场用他研究的数据回驳了戴法兴。戴法兴依仗皇帝宠幸他，蛮横地说：“历法是古人制定的，后代的人不应该改动。”祖冲之一点也不害怕。他严肃地说：“你如果有事实根据，就只管拿出来辩论。不要拿空话吓唬人嘛。”宋孝武帝想帮助戴法兴，找了一些懂得历法的人跟祖冲之辩论，也一个个被祖冲之驳倒了。但是宋孝武帝还是不肯颁布新历。直到祖冲之死了十年之后，他创制的大明历才得到推行。

尽管当时社会十分动乱不安，但是祖冲之还是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他更大的成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曾经对古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注释，又编写一本《缀术》。他的最杰出贡献是求得相当精确的圆周率。经过长期的艰苦研究，他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成为世界上最早把圆周率数值推算到七位数字以上的科学家。

祖冲之在科学发明上是个多面手，他造过一种指南车，随便车子怎样转弯，车上的铜人总是指着南方；他又造过“千里船”，在新亭江（在今南京市西南）上试航过，一天可以航行一百多里。他还利用水力转动石磨，舂米碾谷子，叫做“水碓磨”。

祖冲之晚年的时候，掌握宋朝禁卫军的萧道成灭了宋朝。

华罗庚（1910～1985）

中国数学家、数学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金坛人。

华罗庚的父亲是经营杂货店的小业主，由于经营惨淡，家境每况愈下，致使上中学不久的华罗庚辍学，当了杂货店的记账员。在繁琐、单调的劳作中，他并没有放弃最大的嗜好－－－数学研究。正在他发奋自学时，灾难从天而降－－－他染上了可怕的伤寒症，被医生判了“死刑”。然而，他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但左腿却落下了终生残疾。他常挂在嘴边的是这样一句话：“所谓天才，就是靠坚持不断的努力。”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数学家，凭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刻苦自学，于1930年，以《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的论文，而使中国数学界刮目相看。后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任助教 。在这里，他得益于熊庆来、杨武之的指导，学术上得以长足进步，并逐渐树立起他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1948年应美国一所大学骋请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携妻儿回国，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十分重视和倡导把数学理论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并亲自组织和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使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他一生勤奋耕耘，共发表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作为数学教育家，他培养出陈景润、王元、陆启铿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并形成了中国数学学派，有的人已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因突发心肌梗塞而去世，终年75岁。一生以“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自勉的华罗庚，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陈景润（1933～1966）

中国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福建闽候人。

陈景润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上有哥姐、下有弟妹，排行第三。因为家里孩子多，父亲收入微薄，家庭生活非常拮据。因此，陈景润一出生便似乎成为父母的累赘，一个自认为是不爱欢迎的人。上学后，由于瘦小体弱，常受人欺负。这种特殊的生活境况，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极为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加上对数学的痴恋，更使他养成了独来独往、独自闭门思考的习惯，因此竟被别人认为是一个 “怪人”。陈景润毕生后选择研究数学这条异常艰辛的人生道路，与沈元教授有关。在他那里，陈景润第一次知道了哥德巴赫猜想，也就是从那里，陈景润第一刻起，他就立志去摘取那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1953年，他毕业于厦门大学，留校在图书馆工作，但始终没有忘记哥德巴赫猜想，他把数学论文寄给华罗庚教授，华罗庚阅后非常赏识他的才华，把他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当实习研究员，从此便有幸在华罗庚的指导下，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1966年5月，一颗耀眼的新星闪烁于全球数学界的上空------陈景润宣布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1972年2月，他完成了对"1+2"证明的修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外国数学家在证明"1+3"时用了大型高速计算机，而陈景润却完全靠纸、笔和头颅。如果这令人费解的话，那么他单为简化"1+2"这一证明就用去的6麻袋稿纸，则足以说明问题了。1973年，他发表的著名的"陈氏定理"，被誉为筛法的光辉顶点。

对于陈景润的成就，一位著名的外国数学家曾敬佩和感慨地誉：他移动了群山！

诺伊曼

诺伊曼（1903~1957），美籍匈牙利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诺伊曼出生在一个犹太银行家的家庭，是位罕见的神童。他8岁掌握微积分，12岁读懂《函数论》。在他成长的道路上，曾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1913年夏天，银行家马克斯先生登出一则启示，愿以10倍于一般教师的聘金，为11岁的长子诺伊曼聘请一位家庭教师。尽管这诱人的启示，曾使许多人怦然心动，但终没有人敢去教导这样倾城皆知的神童……他在21岁获得物理-数学博士之后，开始了多学科的研究，先是数学、力学、物理学，又转到经济学、气象学，而后转向原子弹工程，最后，又致力于电子计算机的研究。这一切，使他成为不折不扣的科学全才。他的主要成就是数学研究。他在高等数学的许多分支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最卓越的工作是开辟了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对策论。1944年出版了他的杰出著作《对策论与经济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作出重要贡献。战后 ，运用他的数学才能指导制造大型电子计算机，被人们誉为电子计算机之父。

重庆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北平解放那年，戴文赛才38岁，还年轻。他精力充沛多才多艺。他喜爱文学艺术，也爱好滑冰、游泳。基督教家庭的环境从小培养了他对音乐的兴趣。他会弹钢琴，会唱歌，偶或兴之所至，也爱谱写几支曲子。他还有一颗很发达的数学头脑，打起桥牌来十有八九能稳操胜券。在燕京园里，他算得上是个“文娱”活动分子，虽然身为教授，却经常参加学生们的团体活动，和学生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但他最最热爱的毕竟还是天文，一张口就爱谈天说星，他把团体活动也当成了天文科学的讲坛。甚至他的恋爱，也是通过天文做媒介的呢！

他回国以后，就经常写点科普文章，他对这工作越做越感兴趣。北平解放的前夕，他写了一本 《太阳与太阳系》，书写完后想找人抄写。当时燕京学生会为了帮助家境贫寒的学生，正在组织同学工作自助。学生会就给他介绍了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便是外语系的刘圣梅。刘圣梅也常参加团体活动，他们本来就认识，但由于帮他抄写了书，他俩的关系才进一步密切起来了。

这本书出版了，戴文赛给圣梅送去了一本。当时，刘圣梅已经离开燕京，在一所中学里教书了。中学在城内，燕京在西郊，两个离得较远，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返。遇到星期天或休假日，文赛便进城去看她。他们在一起散步，谈心。每一次，他总要告诉她一些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解放了，大家都忙了。现在，好多机关、学校都来请我去作报告，要我讲天文。看来***很重视科学。我这个 ‘冷门’也开始热起来了……”

文静娴雅的圣梅总是很认真地听他讲。他比自己年长，他有学问，她喜欢他的朝气蓬勃的事业心。

“唔，多有意思！”文赛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么多的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红领巾的小孩子都一股劲儿的追问：地球是从那儿来的，月亮怎么会绕着地球转的，太阳这个火球会不会熄灭……这在解放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真有趣！”

“可惜的是，我讲来讲去只能介绍古人和外国人的学说，康德，拉普拉斯，布封……要不就苏联的施密特学派怎么说，费森柯夫，萨弗郎诺夫怎么说，就是没有哪一个中国人怎么说。说起来，我们还是古天文学最发达的国家……”

文赛越说越高兴，他说呀，说呀，突然，他停了下来看了圣梅一眼，他意识到圣梅陪他出来散步可不是听他的学术报告的。他天真地哈哈大笑起来。

渐渐地，文赛认识到，他不应该老是用天文来填塞他俩之间的恋爱生活，他竭力避免在圣梅跟前无休止地谈论天文了。他可以谈的话题多着哩！解放以来，学校里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他学了许多新鲜名词，他有了不少的心得。他作了几首钢琴曲，抒发自己的心情，抒发他对新社会的喜爱。曲子是明快、轻松的。他弹给圣梅听。圣梅问他：“思想改造不是要批判旧思想吗？挖自己的旧思想不是很痛的吗？你怎么还能轻松得起来？”

“挖的时候当然有点痛，可挖出来以后就心情舒畅了。”

“你是怎么挖的呢？”

“我吗？我挖得不好。”文赛不满意地摇了摇了头：“我们的总支书记批评我哩！”

“唔？”

“他也是我过去教过的学生。他对我说：‘戴先生，你怎么把鸡毛蒜皮的事都往上写呀！’……”

这回，轮到圣梅哈哈大笑了。她笑他的书呆子气。一个不懂得掺假人的往往是显得滑稽可笑的。可是她爱他的恰恰正是这种憨厚、老实的气质。他们终于结婚了。

1953年，戴文赛作为抗美援朝慰问分团长，访问了朝鲜。这是一次使他终生难忘的经历。他所看到听到的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使他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和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比较起来，他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实在太微小了。所以，当他从朝鲜回来的时候，心里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他不应该在北京住下去了，他应该到南京去，因为我国天文工作的主要基地是在南京，那里有南京大学的天文系，有紫金山天文台。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谁也没有强迫他这么做，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心，一个爱国者的良心迫使他非这么做不可。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圣梅。

圣梅一听感到为难了。北京是她的故乡，她习惯了北京的生活，舍不得离开。离开北京，对她来说还意味着放弃她热爱的工作岗位。她犹豫了好久，但文赛还是把她说服了。有什么办法呢？服从发展天文事业的需要现在也变成了她这个英语教师的义务了。 南大校园坐落在喧闹的市区，但一到夜晚，那空旷的大操场却是个幽静的去处。遇到天气晴朗，繁星灿烂的时候常有一群群青年人来这儿漫步游荡。他们一会儿抬头仰望，一会儿又喁喁低语。站在他们中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他手执电筒，又用一块红布遮住电筒的亮光，在夜空中指指划划，于是青年人都一齐围拢在他的身旁，听他说话。他便是南大的天文系主任戴文赛。他是带领新入学的学生来认星座的。他用清晰缓慢而略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娓娓而谈，他讲解星座的名称，星等，谱型，还常常穿插一些希腊的神话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留连忘返。这个工作，本来完全可由青年助教担任的，但戴文赛喜欢和青年人交谈交谈。他不仅教给他们知识，而且还教给他们爱，像热恋的情人一样去爱科学、爱事业、爱祖国。他的深沉的感情，强烈地感染了他的学生。多少年以后，当这些学生成长为科学战线上的中坚力量的时候，这几个在星空下漫步的夜晚依然铭刻在他们珍贵的记忆中。

戴文赛来到南大的时候，心里已经绘好了一张“蓝图”，发展我国的天文事业，必须从培养人才着手。荒芜的园地需要有志之士去开垦，去播种。他甘愿当一名辛勤的园丁。

他忙着给学生上课，忙着给研究生安排学习计划，忙着指导他们写论文。研究生写的读书笔记，他都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有一年，他自己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研究生把读书笔记和文章寄去，他不但看得很仔细，而且还一次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阅了有关的原著，经过检验核对，才给寄回。他到南大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编写一套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天文教材。他全力以赴，承担了主要的编写任务，同时又充分发挥了青年教师的力量。他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胜利完成了天文教学上的一项“基本建设”工作。有人因此把他比拟成“雨点的凝聚中心”。雨是怎样落下来的呢？因为天空中存在着尘埃，尘埃吸收周围的水蒸汽，凝聚成一颗颗的水珠子。当重量超过空气的浮力时，便落到地面上来了。戴文赛就是给百废待兴的天文教育事业下了一阵及时雨。

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但他从不固步自封。他喜欢和晚辈后生亲近，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他自己能不断地吸收新鲜事物，同时也在系内培养了一种平等讨论，互相取长补短的学术风气。他编写的《恒星天文学教程》脱稿了，感到有些数学上的计算需要检验，他就把稿子交给自己原来的学生曲钦岳同志说：“稿子中涉及到‘富利叶变换’，这方面你比我熟悉，请你仔细看看。”就像当年他的导师爱丁顿教授在青年人面前实事求是地承认了自己的学识的不足。1961年，南大物理开了“电动力学”课，主讲的是位讲师，教授戴文赛也带了笔记本认认真真地去听课。但他社会活动比较多，不能课课准时，有时到得晚了一些，便悄悄从教室的边门走进去。正在讲课的讲师看见他进来，出于对尊敬，还特意停下来向他微微地鞠一躬。但有一次，班上有个学生迟到了，讲师批评得很严厉：“你要是下次再迟到，就不要进来了！”戴文赛听了以后，也联想到了自己。从此，他总是尽量提前到教室，万一有接待外宾之类的活动赶不上课，也不再半途走进教室了。

当然，他一点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科研计划。他雄心勃勃地企图在天体演化的领域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学派，他坚持不懈地收集着资料，进行着紧张的研究。他的这个雄心壮志在坚实土地上，前进一步，就是接近目标一分。

现在，他的生活比过去在北京时紧张多了。他很少有时间弹琴，下棋，游泳了。他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成天伏在桌子上写呀，算呀。圣梅怕他劳累过度，故意支使他做点家务：“文赛，你上街去，帮我买点东西。”

他头也不抬的回答：“星期天！”

圣梅现在在南大的图书馆工作了。她工作上遇到了烦恼，需要找他谈谈。他的回答还是：“星期天！”

好不容易，总算等到了星期天，圣梅提醒他：“今天，咱们一块儿上街去。”他挑起两条眉毛说：“不是跟你说了，等星期天吗！”圣梅简直不知该怎么再跟他说下去了。 60年代，是天文科学取得飞跃发展的时期，由于观测手段的进步，国外天文学家获得了一系列的新发现，其中类星体、脉冲星、微波背景辐射和星际有机分子被称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的四大发现。在这个时期，我们却发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红色的海洋淹没了。于是心绪浩渺驰骋于无垠宇宙的教授也被命令去探索自己的“罪行”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试图用他的科学头脑对这一切现象作出解答。他熟读自然辩证法，他精通科学推理学问，他智慧高超。他能猜透天上的玄妙奥秘，然而他终于陷入了目瞪口呆的困境，可悲的是他相信了一切美丽动人的辞藻，不懂得世界上会有伪装真理的谎言。他的诚实给他招来了更多的麻烦。

“戴文赛，你老实交代！你和帝国主义有哪些勾搭？”一伙至高无上的

“法官”开始对他进行“审讯”了。

戴文赛想起了他在解放初期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应该

“相信群众相信党”，他应该“襟怀坦白，无事不可对党言”。他详详细细地说出了他和国外人士的交往。他在燕京大学时出席过司徒雷登的宴会，他和某一外籍教授的私人交往比较密切……如此等等。他又一次“把鸡毛蒜皮都写上了”。他还真以为在“经风雨见世面”哩！他踏进了“牛棚”，接着又被送到大桥工地上去劳动了。他仍然相信这对他是一种“锻炼”。他推起了小车子跑得飞快。白天推小车，晚上挨批斗，他的脚踝骨在泥泞的路上跌折了。

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家里的墙上也贴着斗大字的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还有什么地方讲得不够清楚呢？他探索了又探索。骨折还没有痊愈，他又被迫柱着拐杖下放到溧阳的农村去了。他和其他一些“牛鬼”被安排在一间农舍里，在潮湿的烂泥地上滚地铺。离开了家，离开了妻子，这下可真的需要锻炼了。圣梅也来溧阳了，可是住在十里以外的村子里，照料不到。他衣服脏了，只好自力更生。可是这里用的水，是同志们从几里路以外挑来的，他舍不得用。他把衣服浸湿了，擦上肥皂——这一点他是懂的，然后咬牙打一盆别人挑来的水，把衣服在盆子里漂上一漂，就晾到绳子上去了，旁边的同志告诉他：“戴先生，你这样洗衣服是洗不干净的！”他指指水桶说：“我的脚不好，我又不能去挑，怎好多浪费水呢？”同志们说：“这不叫浪费，你尽管用好了。”他摇摇头：“不了，不了，这样很好的。”

他在溧阳，既不能下田劳动，又不能看书写字，只好每天每天坐在地铺上发呆，他心里还在探索一个问题，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探索的结果，他仍然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对魔术师的戏法一样的不理解。

1972年，戴文赛又重新工作了。这一年，他正好年满花甲。学校是一个烂摊子，他的圣梅得了一身的病，他的研究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有道是：

“人生七十古来稀，他还能有多少时间呢？”

一想起这些，真恨不得把身上每一个细胞的能量都调动起来。他从事天体演化的研究已经20年了。这是一项重大的基本理论研究。1956年制订全国科学规划时，是他自告奋勇地承担了编写天体演化资料的任务。不完成这项工作，他是死难瞑目的。如今，他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许多难关需要攻克。所以他在恢复工作以后，就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机器一样，日夜不停地飞转。他常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把自己搞得神思恍惚。

一天早晨，他到盥洗室里去刷牙洗脸，忽然大声喧嚷起来：“圣梅！圣梅！我的毛巾到哪里去了？”“嘿！真新鲜，你的毛巾不是好好地挂在架子上的吗？”“没有啊！你来帮我找一找吧！”圣梅进去一看，简直哭笑不得，

“我的天哪！你怎么把毛巾扔到马桶里去了？”

他回到天文系，看了看久违了的国外资料，看到人家这几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心里更加焦急了。他决定要把周围的人推动起来抓业务，再充当一次

“雨点的凝聚中心”。他首先倡议南京的一些科学工作者举行跨单位的小型活动，接着又在1975年发起了“南京地区天体物理讨论班”。这就是天文学界所谓“南片”活动。（后来扩大到安徽、上海、云南等地。）

在“四人帮”还没有被粉碎的时候，发起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得冒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戴文赛却想得很天真。他说：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们集会讨论学术问题——而且是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问题，怎么会有什么风险呢？

不料，在远离地球亿万公里之外的宇宙中也包涵着敏感的政治问题，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根据科学家对星系物理的研究，发现宇宙中的河外星系正以极大的速度，互相跑散开去，有的星系跑散开去的速度甚至达到光速的一半。天文学家中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大爆炸”或“宇宙膨胀”。但在“四人帮”时期，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在“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束缚下，有些人简单地从哲学上的“唯心”“唯物”的概念出发，笼而统之地把“大爆炸”或“宇宙膨胀论”斥为唯心主义，斥为“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把宇宙学列为不准研究的禁区了。1976年8月间，“南片”在合肥举行学术讨论会。戴文赛打算就这个问题作学术报告。他倾向支持总星系膨胀的学说，反对笼统地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简单化做法。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总是不能靠政治术语来解决的。可哪里知道，会议刚开始，气氛就变得非常紧张。他的报告还没有做，会上就沸沸扬扬地传说，有人要对他进行批判了。他的几个学生担心他“政治上不够敏感”，连夜去向他通风报信，劝他别把观点都亮出去。

戴文赛在这些问题上的确不如他的学生们敏感。他也不是没有感觉到会场上“大批判”的气氛。（那时候的学术会议照例也是以“大批判开路”的。）但他仍然无动于衷。他挺心安理得地说：“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嘛！我有什么观点，应该充分阐明，坚持真理。”他大胆在会上亮出了他的观点。他是一个科学家，人家都感到他有点书呆子气。可这回他能顶住压力，倒也幸亏他身上的这几分书呆子气。

“南片”的学术活动是富有成果的。它使天文学界在动乱过后迅速跟上了国际的步伐，在天文学界培植了浓厚的学术气氛。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他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在开花结果。我们国内过去在星系研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如今全国却有了几十位天体物理、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在开展研究了，并已经在星系结构、高能物理、天体演化等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再拿南大天文系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一年都难得拿出一篇论文，可是在1979年一年他们发表的论文就多至30余篇。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局面。 一次庄严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听讲的人一个个都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黑板上的一大串公式。戴文赛教授也伏在课桌上，用心地记着笔记。

报告人的名字叫陆埮。他在向“南片”的天文物理工作者介绍国内外对基本粒子研究的新动向，他是南京电讯仪器厂的一个技术人员，业余研究基本粒子理论，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戴文赛便是读到了他的论文和他交朋友的。是他，把他推荐给了科学界，邀请他来参加“南片”的学术活动的。后来，南大又聘请他到天文系任教。

陆埮回忆戴文赛教授时，讲了一个科学史上的轶闻。

丹麦有位物理学家，名叫玻尔，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名气很大，曾被人称为原子物理学的鼻祖。以玻尔为首的一个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大多是由有成就的青年科学家参加的。玻尔曾应邀去苏联讲学。苏联人问他：“他是怎么把那么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团结在身边的？”他回答道：“因为我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不怕承认自己是傻瓜。”不料当时担任翻译的李夫希兹把这句话翻成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变成了：“我不怕青年人是傻瓜，”于是引起了一场哄堂大笑。事情过后，苏联的卡皮察院士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话：“李夫希兹一语之差的翻译，恰恰点出了玻尔学派和苏联的兰道学派的不同特征。

陆埮说，戴文赛教授对待晚辈后生的关心和爱护，使他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玻尔的那种风格。

戴文赛的家里是他的学生和天文爱好者经常出入之所。青年人写出了论文来请他看，他是最高兴不过的：“好！好！出成果了！”他一面这样说，一面把文稿摊到桌子上，细心地抚摸着，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他自己写了东西，也常常送给学生看，和学生一同讨论。如果他的学生帮他做了工作，替他验算过数据，他就要在文章发表的时候，把学生名字一块儿具上。他在笔记本上，还记着天文系历届毕业生全部名单和通讯地址。别人问他，这有什么用。他说：“为了随时给他们帮助。”他一向主张，作为一个教师，不仅学生在校读书的时候应该关心，学生踏上了工作岗位以后仍应该对他们负责。“文化大革命”中，天文系不少毕业生被胡乱分配到工厂和农村，被迫改了行。他和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直保持着通讯，并且经常把学术报告等资料寄给他们看。这些同志后来能够归队，调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他也出了很多的力。有一个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在气象站工作，还顶着压力继续搞科研，写出了两本书。戴文赛一直非常关心他。自己生病以后，听说这个学生想考研究生，又担心家庭经济有困难，正在犹豫不决，他在病床上就念叨：

“经济上有困难，我可以帮助他啊！”对于青年人，他真像一位慈爱的奶妈爱护自己哺育大的孩子一样。

来到戴文赛家里作客的，还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天文爱好者。因为他是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科普作家。他一生写了80万字的科普著作，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大量来信，有的人慕名前来拜访。他除了热心解答他们的问题外，还招待吃饭，甚至资助路费，这些天文爱好者提出的问题也促使他在建立自己学说的时候把问题考虑得更周密，论证得更充实。他和不少天文爱好者交了朋友，并在他们中间发掘人才。有不少同志便是在他的热情关怀下走上天文工作岗位的。有人说，戴文赛是一位有心人，是个伯乐，这话决不是浮泛的溢美之辞。 太阳贵庚？ 46亿岁！人生几何？不过数十年！以数十年的时间，去穷究数十亿年的历史，这是多么悬殊的对比！一个天文学家的分分秒秒，都是何等宝贵！

戴文赛在和时间赛跑。他要完成关于太阳系演化的新学说的研究，写完

《太阳系演化学》；接着，他还想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以吸引和排斥这对矛盾去解释星系的演化，这又将是一部很厚的书。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分册的副主编和撰稿人，他有许多行政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组织上给他配备了胡中为等几个得力助手。但是，正当严冬过尽万木春，任凭雄鹰展翅飞的时候，他突然病倒了，患的是结肠癌。经过手术，癌细胞又扩散到了肺部。

他一声声咳嗽着，仍旧伏在案头孜孜不倦地工作着。病魔一步步地夺去他的时间，迫使他一步步地退却，从每天工作五小时退却到四小时，三小时、半小时……他还是把助手们找到床前进行着学术讨论，让家属记下他的片断想法，以便将来作进一步研究。他大概连自己生的是什么病也没有功夫去想。妻子眼看他越来越不行了，便把他哥哥从上海请来，暗示他嘱咐遗言，但他却说：“哥，你放心回去，我有什么事再写信告诉你。……”

从他动手术到临终前的一年零九个月中，他写了十多万字的手稿，校完了《太阳系演化学》（上册）的原稿。他写了全国科学大会上的报告提纲和南大校庆会上的学术报告稿。1977年10月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议在黄山召开的时候，他已进医院了。但他说他还能当一个“通讯院士”，一连给大会写了四封长信，对八年规划的制订工作提了很多建议。他在病中发起了天体物理学丛书的出版筹备工作……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临终前的这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几乎是他在学术上取得丰收的季节。

从他病室的窗口，可以远远望见建筑在孝陵卫的一座太阳塔。这是我国第一座研究太阳活动区物理的新设备。为了建造这个太阳塔，他也曾到处奔走，费过许多心血。太阳塔建成了，他自己却被关进了医院。他一直想要到工地上去看一看，但已经不可能了。他天天站在病室的窗口，用一架望远镜朝它瞭望。

这天，他正在窗口站着，忽然发现楼下院子里来了一群孩子。他正在奇怪，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护士领着这群孩子走了进来。原来他们是南京第十中学三年级的同学，一群科学爱好者。他们是专程来慰问病中的戴伯伯的。

“戴伯伯好！”孩子们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

戴文赛笑了。

一位小客人打开捧在手里的一卷宣纸，向他朗诵了一首他们自己写的诗：

神秘的宇宙啊，浩瀚无际，

空中的繁星啊，点点缀缀。

太阳是火球还是星点？

天空中到底有多少银河系？

宇宙的秘密数也数不清。

你——人民的天文学家，

把自己的每一点心血，

都倾注到这些秘密里，

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迎来了一个个灿烂的黎明！

你书房里的灯光啊，

和闪烁的星星连成一片，

…………………………

戴文赛听着朗诵，他的眼眶润湿了。可惜，他现在已没有过去那样的精力，来跟孩子们讲述遥远的故事，让房间里充满银铃般的笑声了。

送走了孩子们，他在床上躺下来，轻声问陪在身边的圣梅：

“圣梅，你可还记得？”

“啊？”

“过去我们住在北京的时候，也常常有小朋友到我们家里来作客。”

“怎么不记得！有一次，我还给他们烧饭吃哩。”

“他们当中有几位，现在翅膀硬了，成了优秀的天文工作者了。唔，你还想得起来吗？”

圣梅扳起手指，一个个数了他们的名字。

他慢慢地合上了眼睛，脸上浮着安详的微笑。他睡着了。他做着美美的梦，梦见刚才看见的一个个可爱的小脸，小脸又化成了一朵朵鲜花。是啊！科学的鲜花，一定会把我们祖国的大地点缀得花团锦簇。大地的鲜花和天上的星空相互映辉，风光万千，群星灿烂。

哈哈，重庆大学大四老腊肉学姐来回答一下下～

给我影响极其深刻的一位老师，就是重庆大学博雅学院（文科最好的学院）的田探田老师开设的通识课程《论语》。除了这是影响我一生的课程之外，介绍通识课程，可以让所有的重庆大学学子都有机会听到他的课程。

田探老师能把看起来枯燥无味的古书《论语》，深入浅出，幽默风趣的用一些耳熟能详的案例，解释那些深奥的句子。逃课率及其高的通识课，在田探老师从不点名的风格下，课堂几乎能达到场场爆满，可见田探老师的魅力。

除去田探老师课堂的魅力，田探老师这门课程所传授的内容，也是令人受益终身的。《论语》作为中华传统传承了几千年的古籍，能不曾在历史长河中被淘汰，自有它独特又幽美的意境。能得到一位恩师提点入门，运用《论语》里的只是约束自身，学会做人。

最后最重要的是，田探老师的为人。田探老师要从老校区赶到虎溪校区来为学生授课，从来没有迟到，每次到教室，都会见他在教室外的座位上读着书籍。上课的时候永远是热情饱满，甚至是服装都一丝不苟，尽力的做到言传身教。最最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当时才初入大学的大一新生，在课程结束后的第二学期，田探老师作为重庆大学最优秀的学院的博导，能因为 一位大一学子对《四书》的疑问，专程坐车从老校区到新校区为我解答疑问。那个时候不了解其中的差距，明白以后更加对他肃然起敬。

如果说重庆大学我学到最好的一课，那就是田探老师交会我怎么为人，怎么处事。很庆幸能遇见这样的一位尊师，期盼其他的同门也可以去听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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