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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是华人的自称。“炎”指炎帝，以姜水成（今宝鸡市境内）。“黄”指黄帝，以姬水（今陕西武功漆水河）成。炎黄二帝为中华始祖。传说他们出自同一个部落，后来成为两个敌对的部落的首领。两个部落展开阪泉之战，黄帝打败了炎帝，两个部落渐渐融合成华夏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炎帝和黄帝也是中国文化、技术的始祖，传说他们以及他们的臣子、后代创造了上古几乎所有重要的发明。

华夏儿女：

黄帝和炎帝在中原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而爆发了阪泉之战，炎帝族战败，并入黄帝族，华夏族逐渐形成。华夏集团以炎帝族和黄帝族为主体，两族最初居住在河南他们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他们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了东夷集团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势力扩大至今日的山东境内。

公元前2100～前770年黄河中下游黄帝的后裔先后建立了夏朝、商朝、周朝，经过夏商周三代的民族融合，华夏族正式形成。在外人眼里，汉族是一个身着华彩衣服，讲究礼仪的民族。中国人多为以上后代，故以华夏儿女自称。

龙的传人：

龙的传人是中国人的自称。龙的形成记录了古代民族发展的聚合过程，起着维系和向心的作用。龙文化已成为东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常引以为豪。

龙标志像一面大旗，能把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招揽、汇聚、团结在大旗之下。龙标志的凝聚作用在国家统一、民族振兴及抵抗外侮方面意义重大。龙标志是中华文明和中华精神的体现，是一种有“意”之“象”，人们见象思意、会意，从而对认知、传播中华文明，焕发、弘扬中华精神形成良性推动。

扩展资料：

炎黄子孙、华夏儿女、龙的传人这三个称谓都代表的是中国人。我们的祖先把龙作为图腾，所以我们是龙的传人，历史上夏朝是最早的朝代，所以我们也是华夏儿女；我们也是炎帝和黄帝所繁衍的后代，所以也叫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共包括56个民族，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占全部人口的91.51％，其他还有55个民族，占8.49％，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除此之外，也有数个未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定的未识别民族。

中华民族的概念，最早由梁启超在其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之大势》的著作中提出，相关的历史学及人类学理论有费孝通的“多元一体”论，以及许倬云的《我者与他者的转化及混合》，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概念在清末、中华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的有着不同的定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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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思想文化措施是什么

一、实现了由“姓氏双轨”到“姓氏合一”的历史性转变，形成当今中华姓氏的基本模式。

“姓氏双轨”是指先秦时期姓、氏并存，内涵各异，功用不同，界定明确，不得混用的古代姓氏体系；“姓氏合一”则是自西汉以来，姓氏合一，姓氏不分，功用相通，姓氏混用的新型姓氏体系。这是中华姓氏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过程，是古、今姓氏的重大区别，是中华姓氏体系成熟、定型，并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

先秦时期，“姓”、“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妇人称姓，男子称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姓别婚姻，氏明贵贱”。姓是氏的源头，氏是姓的分支。姓是血缘传承的谱系，氏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周时的封建宗法制度，由姬姓周天子封邦建国、“胙土命氏”的大小诸侯达数十个之多，而这些大小诸侯以国、以邑为氏，形成了姬姓分支的新的氏族。

及至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兼并，长期战乱，“礼乐崩毁，社会失序”，“姓氏双轨”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日益崩溃。首先是周天子权威下降，不再具备“胙土命氏”的实力，诸侯僭越称位，自立王侯者时有所闻，亡国失氏者屡见不鲜。特别是秦末大起义中，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民百姓，市井小民，乘势而起，使植根于封建宗法的“命氏”制度受到毁灭性打击。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发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声。一批平民百姓，甚至刑奴屠夫涌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成为推翻暴秦统治、建立西汉王朝的主力和元勋。如汉高祖刘邦原为泗水亭亭长，汉丞相萧何为沛县小吏，梁王彭越原为渔户，舞阳侯樊哙乃杀狗屠夫，统军大将淮阴侯韩信则是流浪街头、乞食于漂母的市井小民，淮南王英布原为被黥刑、刺面的刑奴。这些推翻暴秦、创建汉朝的新贵，均出身寒微，没有显贵的家世，自然而然摈弃了原先那种标志社会身份地位、以“氏明贵贱”的姓氏制度，对原有的贵族世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扫除。据史书记载，西汉初年，为消灭各地豪强势力，抑制六国旧族试图复国的苗头，先后将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后裔和豪门大族十多万人，强行迁徙到关中诸陵。如齐国公族田氏，因族大人多、迁徙时即按照其居住的宅第，分为八门、八氏，田登为第一氏，田祭为第二氏，田癸为第三氏，田英为第八氏。堂堂一国王族，国破家亡后，不仅沦为庶人、罪民，其姓氏也遭到践踏，由国姓公族改为毫无意义的序号作为姓氏。

汉代对姓氏制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措施，就是实行“编户齐民”，对每家每户进行人口登记，标明居处、姓氏，便于征纳赋税，进行管理。这样，就使全国百姓，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姓氏，是中华姓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措施。

鉴于汉代姓氏制度的重大变革，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使用了“姓氏合一”的记述方法。在《史记·本纪》中，于秦始皇曰：“姓赵氏”，于汉高祖曰：“姓刘氏”。所以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明确点出了“姓氏合一”始于西汉这一重要的历史史实。清代另一学者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姓氏篇》中也说：“战国纷争，氏族之学久废不讲。秦灭六雄，废封建，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匹夫编户，知有氏而不知有姓久矣。汉高祖起于布衣，……亦不言何姓，以氏为姓”。因而自汉代以后，姓氏合一，“遂为一代之制。”

“姓氏合一”，是中华姓氏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是姓氏史上的一大飞跃。其意义在于：

一是姓与氏二者可以通称共用，姓即氏，氏即姓，姓氏已失去文化内涵和功用上的区别，使先秦时数量庞大、来源多端的“氏”融入了姓的范畴，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姓氏。二是每一个宗族、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子子孙孙世代相承，不必像先秦那样变来变去，使中华姓氏具备了世代传承的持续性和人人皆有的普及性。三是取消了姓氏专属贵族阶层的特权，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有姓氏，不再像先秦那样，贵族有姓有氏，平民有名无氏。使姓氏成为社会个体与生俱来的第一标志，日常生活和社会场合通用的信息符号。极大地拓展了姓氏的使用功能和实用范围。四是“姓氏合一”有利中华姓氏的延续传承，正常发展，故而留传至今，永葆青春。中华姓氏至此形成了完整文化体系。刘汉王朝为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既是汉文化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二、拓展了中华姓氏的领域，丰富了姓氏文化内涵。

纵观中华姓氏起源、发展、演变、形成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中华姓氏具有姓源广博，包罗万象，持续传承，纵贯古今，多元一体，兼容并包，分类科学，自成体系等鲜明特色，是一个系统完整的人文科学体系。而刘汉王朝正是这一学科体系的奠基时期。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自古至今，究竟有多少姓氏，尚无确切统计。据明代学者顾炎武统计，上古三皇五帝时只有22个姓氏，加上五帝以外的其它姓氏大约50个左右，汉代史游所著《姓氏急就篇》仅列130个姓氏。经汉魏六朝八百多年的繁衍生息，到唐代林宝撰修《元和姓纂》时，收录姓氏达到1232个，宋代郑樵《通志·氏族略》著录姓氏为2255个。今人杜若甫、袁义达编著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的古今姓氏达到11996个，是我们常用汉字的三倍之多。由此可见中华姓氏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化体系。

经济发展

[元朝的运河和海运航线]

元朝的运河和海运航线

由于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元代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时因滥发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农业生产和赋役制度

由于长期的战争，使得北方人口下降，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在内地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元朝统治者逐渐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实"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

忽必烈在位期间，先设立劝农司，后又更名为司农司、大司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元政府又将《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元朝推行了军屯、民屯及军民和屯等屯田措施。此外，还采取了兴修水利等其它许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于是，各地的农业生产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元代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项重要成就。

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元代基本上沿袭辽金及南宋的传统，佃户从事生产的租佃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元朝，佃户的地位又有所下降。

元代还存在着落后的驱口。他们另有户籍，称驱户、驱丁。非经放良或赎买，不能改籍。驱口作为奴隶制的残余形态，直到元朝灭亡才消失。

在元朝，土地兼并的趋势继续发展。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迅速加深。

元代的赋税制度，主要有税粮和科差两项。税粮南北不同，北方分为丁税、地税；南方则沿袭宋代旧制，按地亩征收两税。科差行于北方者，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南方科差则有户钞、包银。

元朝差役，按里甲户等编派，如坊正、里正、仓官及库子等。又有修城、开河、筑堤、运输等力役。元朝差役极为繁重，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手工业生产

元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生产规模都很大，内部分工更细。官营手工作坊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统治者。

元朝实行匠户制度。工匠另编户籍，称为匠户。元代匠户分为军匠、系官人匠。此外，还有投下匠户。匠户职业世袭，非经放免，不能脱籍。

元代棉纺织业取得了突出的发展。在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推动下，松江乌泥泾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同时，丝织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其中如杭州等地的私营丝织业作坊，在元朝后期达到较大的规模。

元代的制瓷业有新的发展。景德镇是全国最大的制瓷中心，产品精美，其中的青花瓷最为著名。其余如龙泉窑、钧窑、定窑等，都继续得到发展，产品远销海内外。

此外，元代的矿冶、造船以及印刷等行业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商业的发展

元朝的大都，不仅是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是当时国际上著名的大都市，吸引了东西方很多国家的商队和使团。

其它重要城市，多集中在水、陆交通沿线，其中运河和长江沿岸的商业城市进一步发展起来，如扬州（今属江苏）、集庆（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平江（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及杭州（今属浙江）等。此外，沿海的广州（今属广东）、泉州（今属福建）、福州（今属福建）、温州（今属浙江）及庆元（治所在今浙江宁波）等，都是重要的外贸港口。

元代沿袭前代的专卖制度，从盐、茶、酒、醋到农具、竹木，无不列入专卖范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盐。元政府也设立市舶提举司，严密控制海外贸易。

元世祖时，先后发行了中统元宝钞和至元钞。以后，几代元政府曾变更钞法，并铸造过铜钱，但都行之不久。元末，滥发纸币，结果纸币贬值，激化了社会矛盾。

斡脱原是由中亚贵族出资交商人们经营的商业组织，即商队、伙伴的意思。斡脱们放出的高利贷称斡脱钱。元朝时期，斡脱钱横行，元政府也先后设置斡脱所、斡脱总管府，以牟取暴利。

海运的利用和大运河的疏浚

元朝时期，为了满足大都的粮食、物资需要，除了利用陆路和运河交通外，又开辟海运航线。海运成本低廉，终元之世，深受重视。

元朝修治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大运河原为隋朝时修建，元朝为补充修建）。其中主要有从山东的济宁（今属山东）到东平（今属山东）段的济州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今属山东）段的会通河，自大都至通州（今属北京）段的通惠河等。如今成为享誉世界的京杭大运河，对南水北调工程有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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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

[窦娥冤]

窦娥冤

令世人瞩目的是在元朝近百年的发展中，文化艺术特别是元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元杂剧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纳多种词曲和技艺的发展成果，达到一个鼎盛的阶段，在中华文化史上与唐诗、宋词相媲美。著名的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成为名传千古之人。 《感天动地窦娥冤》、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等一大批佳作，在戏剧和文学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对后来戏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杂剧留存下来的作品有150种左右，成为人类戏剧和文学艺术的瑰宝。

诗歌、书画也有了高水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书画和诗歌大家。赵孟頫书法师承王羲之。圆转遒丽，人称赵体。诗画俱佳。元好问多有传世之作，是有名的诗人和诗评家。蒙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华大文化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蒙元时期中华版图横跨欧亚的广袤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大一统局面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宽广的内涵。中华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的时空。

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70多年的对内对外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2]“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史》、《宋史》、《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心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心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人类世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但儒生在元朝也受到了一定的歧视，甚至在民间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

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元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假如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漂亮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熟悉。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楚，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熟悉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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